張 仲方
港版國安法之後
2021年的香港，可說是令全球聞之色變的憤恨之年。
去年在香港所推行的港版國安法，造成了香港從「一國兩制」轉變為了嚴格意義上的「一國一制」，使得2019年轟動全世界的香港民主運動不僅遭到劇烈的鎮壓，香港的政壇、社運、工會和學生組織也因此受到了災難性的打擊。以近期來看，香港泛左翼的代表人物「長毛」梁國雄和其他六位泛民派人士遭到逮捕，並在10月16日受到判刑；而曾經參與過反送中運動的五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他們的年紀分別在18到21歲之間——皆在10月19日被以涉嫌違反「暴亂罪」判刑五年。然而，這些血淋淋的政治清算，卻僅僅是中共整肅風暴的冰山一角。
早在這之前，專制政府就以諸如「反中亂港」、「外國代理人」和「勾結境外勢力」等具白色恐怖性質的莫須有罪名，使香港的民主派組織承擔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因為這股整肅風暴，過去在香港作為泛民派運動平台的「民間人權陣線（民陣）」在8月宣布解散，其他比較大型且重要的組織，包括泛民主派的教師工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有13萬名成員的香港泛民派工會「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還有成立超過50年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都分別在8月10日、9月25日、10月3日和10月7日宣布解散。這些解散的組織不但是香港泛民主派的重要政治力量，也是香港社運界中著根最深、最具知名度與影響力的組織。
我們可以看到，從去年港版國安法推動後的政治整肅是毀滅性的，中共是不惜一切代價要將這些泛民派組織給清除掉。一方面，這宣示了香港已經從2019、2020年的抗爭時期，走向了獨裁專政下的高度鎮壓時期；另一方面，這樣的肅清也帶來了實際的人口影響，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從2019年中到2021年中，香港的人口增長率從0.8%下降到了-1.2%，有超過8萬9,000人離開香港。
上述是2020年港版國安法推出後，香港現階段的政治縮影。但經過上述的盤點，勢必會引發一些需要澄清的問題。
相信不少長期關注香港議題的朋友們，心中都有一個相同的疑問，即「為什麼中共要在此時此刻，開始整肅香港和推行鎮壓？」撇除沒有建設性的陰謀論和無知右派所津津樂道的中共原罪論，至今已有不少評論和文章點出了香港白色恐怖與習近平鞏固其政治權威的關聯性。某種程度上，這類說法固然正確，可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我們仍需要以更宏觀的視角來詮釋與理解中共中央對香港展開政治鎮壓的行動誘因，以及其背後的經濟因素之動機。
這個問題將牽涉到下一個討論重點，即「中共對香港的未來藍圖為何？」我們不該毫無根據的認為中共僅是「為破壞而破壞」，而不去論及中共政權在香港的未來規劃。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政治與經濟的「破壞性創造」[1]依舊是重構市場利潤和政治版圖的必經過程，那麼同樣的，現階段的香港在經歷白色恐怖帶來的整肅（破壞）後，勢必也將在未來被重塑成符合中共黨官僚利益的一部分（再創造）。
本篇文章旨在解決以上的兩個核心問題，由此幫助我們找到香港白色恐怖的「經濟因素動機之拼圖」，並拼湊出中共在香港實施高度鎮壓的實質樣貌。
第一塊拼圖：鎮壓前的香港經濟
首先，我們得先介紹一下香港在過去（1997年回歸中國後）作為「受中國統治的特別行政區」，其背後重要的政治與經濟特徵。相較於中國內部城市，香港擁有相對獨立的司法和立法機關，同時也有比中國內部城市更寬鬆的經貿規範和流動性更高的金融市場。綜合國際結算銀行和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的數據，2019年的香港是亞洲第二大和全球第四大外匯市場，同時也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從2020年底來看，香港股票市場在市值上則在亞洲排名第三、全球排名第五；在企業機構上，香港有超過2,500家上市公司設立在這座城市，背後蘊藏了6.1兆美元的經濟價值。
以上無疑說明了香港在整個國際經貿市場上的特殊地位，也為我們理解中共意圖提供了第一塊拼圖。過去因為經貿地位和特區上的特殊性，香港是外來企業進入中國內部經濟體的重要管道，同時也是這些外來企業轉接東南亞和其他亞洲市場的中繼站。這種「特殊性」也反映在香港的市場結構上，在香港，各大企業的母公司源頭分別是美國、日本和中國，其主要的商品輸出有70%是電訊設備、半導體等電子產品，相應的物流貿易、金融服務和工商專業服務的勞動崗位佔香港所有行業崗位的52%。與之關聯的則是中國的經貿網絡，中國最大的直接投資標的非但是在香港，且香港有將近60%的商品出口是輸出到中國國內。用一句話概述，香港是全球貿易中心的樞紐，同時也是中共對接全球市場的窗口。
如果我們嘗試把香港的經貿特殊性，放到全球供應鏈的大格局中，我們就可以更清楚地瞭解香港在半導體市場的重要性。在過往的政策中，中共當局對外匯金額有嚴格的管制和限制，如果外匯總額超出這些限制，則需要進行申報[2]。對於供需關係敏感的半導體市場而言，香港就是相當重要的半導體貿易地點，一方面，香港並不受限於中國的外匯規範，且能頻繁使用美元進行交易；另一方面，香港的交通管道相當完善，能快速運輸到深圳、廣州等對半導體產品需求較高的區域。
根據韓國媒體的報導，香港是韓國半導體的四大輸出地之一，其中有超過90%產品都是空運到香港後，再運送到深圳並發售給諸如華為、Oppo等中國科技公司。這表明香港是亞太地區非常重要的電子零件的貿易中心，這些從美國、歐洲、台灣抑或韓國出產的科技產品都得先輸出到香港，接著才能轉口到中國國內。
那麼，中國本土的半導體產業發展又如何呢？IC Insights指出，中國在2020年的半導體自給率僅16%，而在2019年時，中國的積體電路（IC）產業就已有60%必須仰賴三星、台積電和英特爾等海外企業；在2021年首季之全球15大半導體企業中，共有8家來自美國——包括英特爾、NVIDIA（輝達）和AMD——而台灣、南韓和歐洲也各有兩家公司入榜，包括台積電和三星；集邦科技的調查也盤點出了2021年第一季的全球10大晶圓代工企業，其中榜首的台積電之市占率就達到54%，而同樣入榜的中國半導體代工企業「中芯國際」市占率卻僅有4%。
以上說明了中國在半導體市場上的弱勢，IC Insights直言表示，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問題關鍵並不是資金不足，而是缺乏技術。事實上，2015年中共所籌畫的《中國製造2025》就是試圖解決技術不足的問題，該政策期望將中國本土晶片自給率在2020年時拉抬到40%，並且在2025年提升到70%。然而在2018年以後，伴隨著中美衝突的擴大和白熱化，美國的戰略——諸如打壓華為和抖音，以及在科技領域堅壁清野，藉此讓中國缺乏足夠的技術人才——皆使中國很難在技術領域上取得突破。
結合本文的主題，香港在科技供應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去年港版國安法通過後，美國迅速取消了對香港的貿易優惠，並且呼籲美國企業——特別是半導體產業——離開香港，目的就是試圖封殺半導體從香港轉口至中國的通路和機會。
綜觀上述資料，我們就能知曉第一塊拼圖的涵義：對中國而言，香港很重要。無論我們把時間垮度聚焦在2019年以前，還是聚焦在2019到2021年，香港在經貿、半導體轉口上都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
可是，中共推行港版國安法、在港區大力肅清泛民主派人士，引起了美國和其他外資的制裁和撤出，甚至導致香港爆發移民潮，進而重創了中共與國際資本和半導體產業對接的窗口。這些舉措幾乎是作繭自縛，中共是否真的不知道背後代價為何？進一步來說，這是一場近乎危險的「豪賭」，中共不惜以「一國兩制」的終結作為籌碼，可中共想換到的賭注標的是什麼呢？
為了解決這些新的問題，我們還需要找到另外兩塊拼圖。
第二塊拼圖：對香港資本的大整肅
今年9月初，中共開始加強對國內各大企業的監管，許多中國企業的上市案紛紛被擱置和延後，而這波監管風暴也在9月中旬逐漸進入港區，中共意欲整肅香港房地產商的風聲開始傳出。時至9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表示，香港的住房問題必須更大力度的解決。
針對住房問題，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於2020年的報告就已指出，當前香港的居住環境存在以下三種問題：公營房屋（公宅）嚴重不足、私人樓房租金飆升、分間樓房（劏房）數目增加，其中的任何一個問題，都是對香港居住權益的重大傷害[3]。
日前，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一篇評論，提到香港過去所運行的自由資本主義之「不干預原則」已確實造成民生住房的困境，房地產整治已刻不容緩；同時，該評論亦說明2019年之所以有大批香港青年走上街頭，原因就在於對生活的「無力感」[4]。除了這篇評論之外，各媒體也紛紛做出「中共中央對待香港房地產商的態度已有轉變、中共政府將不再對土地壟斷抱持容忍」的報導，具有亞洲地產董事總經理、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會副會長等地產頭銜的蔡志忠更強調「現在重點是對國家的貢獻，香港商界已無法再像過去一樣」。不只是非官方的輿論，就連林鄭月娥都在9月21日公開表示，港府可在必要時可透過公權力收回私有土地，解決深植香港社會已久的居住問題，這等同坐實了中共整肅風氣的存在。
這股黨國資本主義肅清香港地產商的風潮，明顯是延續著習近平所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標。如同上述的整理，對於今天的中共來說，早期香港資本主義的發展為中國提供了外資進入的管道，並在改革開放時期注入了大量外來資本；可時至今日，這種模式已構成香港青年的生存壓力，進而產生出青年對中共當局的普遍不滿。在中美衝突益發尖銳的新階段中，中共若想繼續維穩權力而不至於倒台，除了得整肅中國國內的企業巨頭外，還必須大力整治香港內部積存已久的地產問題[5]。換句話說，中共嘗試透過打擊香港大型房地產商、要求商界與房產巨頭配合中央政策[6]，進而讓中共能繼續坐穩獨裁專政的寶座。
無庸置疑的是，香港青年的憤怒並不單純是因為長期的低薪、高房價和高物價，中共獨裁當然也是激起2019年群眾憤怒的一大因素。但是在中共確保政治體制仍是一黨專政的前提之下，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黨官僚意欲整治香港內部資本紊亂橫生的跡象。
由此，我們可以找到第二塊拼圖，即中共中央擴大了「共同富裕」的整治風氣，開始著手於香港資本主義的集中化。這種集中化，建基在中共試圖解決香港長期積累的居住問題，以此加強習近平官僚等人的權威與香港人民的愛戴。倘若不這麼做，中共在香港的統治就無法保持安定，甚至會引發更多怨聲載道。
可儘管如此，僅解決居住問題仍是不夠的，中共還需要更集中化地構築香港的未來定位，才能將香港反中共的民怨「斬草除根」。
第三塊拼圖：大灣區計畫與中共的野心
論及中共對香港的未來規劃，就不得不提及「粵港澳大灣區計畫（簡稱大灣區計畫）」，但在說明大灣區計畫之前，我們需要先解釋該計畫的大致內容。根據2019年中共中央與國務院所發出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灣區計畫是整合香港、澳門和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等珠江三角洲都市區的大型計畫，其目的是試圖加強香港、澳門與中國國內城市的合作，藉此創造出「非點狀」的面狀經濟區。就政治涵義來說，大灣區計畫是強化中共一帶一路建設的大型計畫，因為大灣區覆蓋了中國最重要的空港與海港，若能充分發揮其優勢，一帶一路計畫的資本輸出效率將大幅提升。
細究之下，大灣區計畫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利用各個城市的經驗和優勢，增進中國的科技實力。國際半導體生產商「意法半導體」指出，香港在大灣區計畫中所體現的優勢，是在銷售、推廣、物流和業務樞紐的經驗；與廣州、深圳相比，香港在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更早、電子產業領域的業務運作也較成熟，其對中國科技產業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少評論認為，深圳將在未來取代香港，進而形成中國新一代國際金融和貿易中心，畢竟習近平於今年10月14日出席深圳經濟特區40周年慶祝會時就已表示，深圳未來五年的規劃將涵蓋98條重要政策。但亦有論者提出相反觀點，表明深圳雖然是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重點區域，可這並不表示深圳和香港之間的關係就一定是零和遊戲，因為香港仍具有相對重要的地位，且兩者的產業經驗與優勢並不完全相同。對中共來說，雖然香港近年來的經濟動力確實在減緩，但要想突破美國在半導體科技鏈上的「封鎖線」，中共就需要讓香港的既有優勢被延伸到中國國內，而不是讓香港拉著中國國內城市一起下滑。實質戰略上，就是以大灣區計畫將香港與深圳打造成科技與經濟的「雙引擎」，藉此去讓國內半導體產業有更多成長空間。
只有透過這條線索，我們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到中共的意圖。新華社在10月18日的一篇報導指出，香港與深圳的合作，將開啟大灣區的新引擎；同時，該報導亦強調「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恰逢其時」。從港府所公告的2021年施政報告中，亦能見到港府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大灣區計畫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性。
整體而言，中共正是需要香港更全面地融入在由黨官僚所主導的國家計畫當中，無論是大灣區還是一帶一路，中共都必須整合香港的資源和經驗，藉此拉抬中國的科研技術與半導體產業。可是，中共若想在這一過程中有所建樹，那勢必得剷除和鎮壓香港內部反彈中共的政治勢力，否則中共的國家機器將無法實現「集中化、系統化」。此番話並非杜撰，當港版國安法推出後，香港廣東青年總會副主席，同時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創新智庫研究院主席的莊守堃就提到，香港的暴亂青年應該重新認清大灣區計畫對香港建設的事實。
早在2020年12月，富比士的報導就已透露，大灣區計畫將是美國半導體產業的重大阻礙。如同上述提到的，中共在2015年欲強化半導體產業的企圖受到美國阻礙，進而導致中國半導體實力處在相對弱勢的局面。在當前中美衝突尖銳化、白熱化的新階段，中共非但得透過「共同富裕」來增強中國的勞動生產力之水平，還需要進一步提升「技術、科研、半導體產業」等軟、硬體實力，才能在未來的科技戰中取得更多先機，或至少改變被美國壓制的戰略劣勢。
回到香港的層面，究竟大灣區能走多遠、走多長，目前還很難斷定，但可以確定的是，大灣區計畫帶來的區域性整合，將更大程度地將香港的人才、資源和工作機會被分配到中國其他城市。政治上，這也就摧毀了香港的「門戶」，使香港的青年、勞工、商人、資本與產業都能融入中國，進而使香港變成「中國的一部分」，而非「獨立在中國之外的一部分」[7]。在這個基礎之上，因自治權限、文化差異等中港矛盾而誕生的香港民主抗爭，終將因大灣區計畫的區域性整合而無以為繼。
危險的「豪賭」
透過上述三塊拼圖，中共在香港推行白色恐怖的實質原因已一目了然，因為它牽涉到的，是中共能不能順利挺過中美衝突的馬拉松式冷戰，並在下一個30年取得全球技術「領頭羊」的先機。在這過程中，中共需要多管齊下的壓制不同的異議聲浪，同時也得打擊中國國內的科技巨頭、迫使香港地產商配合中共黨中央的步調，藉此在中國軟/硬體實力尚未成熟前，先維穩中共黨官僚的權力。
自2018年中美合作正式宣告結束後，全球兩大帝國主義霸權的衝突已正式打響。這場衝突延續到今天，逐漸使兩大霸權都各自面臨到內部勞動水平不足、消費能力低迷的問題，而中共唯有擴大對國內重要產業、資本與勞動力的管控，才能在這場帝國衝突中走得更遠。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過往擁有特殊地位和法制系統、在民情與社會文化上都與中國相距甚遠的香港，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共整肅清單上的目標。
2019年因《逃犯條例》而爆發的香港民主運動固然不在中共的意料之內，但黨中央要統整港區內部經濟、政治制度、勞動力與優勢產業的議程依舊是板上釘釘的不變事實。可以說，2019年到2020年的黑警鎮壓與白色恐怖更像是順水推舟，一方面讓中共能殺雞儆猴式的撲滅抗爭火苗、強化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另一方面則使中共能掃除意識形態上的眼中釘和程咬金，藉此讓中國帝國主義能在中美衝突下運作無礙。
正因為如此，任何反對中共「併港」、支持香港民主和自治權利的反對派異議人士，都變成了中共口中的「親美勢力」、「反中亂港」和「分裂中國」等禍國殃民的罪犯。若容許這些反對派繼續在香港活動，中國的地域整合願景非但會因此破局，而且還會使中國內部的憤怒被煽動點燃，進而導致中共在中美衝突中失利，甚至被拽下統治地位。
但終歸來說，這仍是一場危險的博弈，且將讓無數勞工與受壓迫者的權益、生計和生命都被捲入這場不穩定的零和遊戲中，在香港所體現的，就是諸多香港泛民派組織被迫解散，還有追求民主的抗爭者遭到非人道的鎮壓和拘捕。要想中止這場以白色恐怖為主旋律的危險博弈，就需要每位身處台灣、香港與中國的受壓迫者們共同挺身而出、共同對抗中共所帶來的獨裁壓迫。雖然起始於2019年的香港民主運動因港版國安法的推行而暫告結束，但這並不表示香港與中國的抗爭就不會有再次爆發的可能性。在中共日益緊縮權力、打擊異己的今天，所有支持民主權利、反對中共獨裁壓迫的受壓迫者們，都需要為將來新一輪的民主抗爭做好準備！
[1] 即Disruptive innovation。此處所指涉的並不是學理上的定義，而是以此概念來解釋資本主義在面臨週期性危機後的重構過程。在過去，兩次世界大戰便是資本主義在經歷全球性的利潤減低後，所引發的「破壞」；而戰後的經濟復甦與重建，則是市場經濟在遭逢巨大破壞後的「再創造」。
[2] 舉例來說，個人一年期的境外外匯總額就不得超過5萬美元，而且這些外匯只能使用在日常生活消費、就醫/就學和支付房租上。
[3] 該報告解釋，2020年時港府在《長遠房屋策略》所提出的房屋供應目標是43萬戶，可實際上香港五年內的預計建屋數卻只有將近7萬戶，代表大多數香港人民的居住需求直至今日都無法被滿足。事實上，香港統計處於今年的資料也進一步證實此問題的嚴重性，目前依舊有近21萬港人居住在狹小的劏房，其中25歲以下青年的比例甚至達30%！
[5] 關於「共同富裕」的前因後果，可參考我們的評析：點此。
[6] 根據各媒體報導，香港富豪李嘉誠從9月開始陸續拋售了數筆以億計價的中國/香港資產。儘管李嘉誠與旗下集團並未對此做出回應，但外界仍質疑這些拋售案是與中共高層提出之「共同富裕」有所關聯。
[7] 港版國安法推出不到一個月，中共官媒就強調「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既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這些措施拓寬了港澳同胞的生活空間，使大灣區成為港澳廣闊的腹地，為港澳同胞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了便利。」
詳見全文：點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