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梓豪
「歷史決議」為何物？
11月11日，中共中央結束了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簡稱為「六中全會」。六中全會上通過了一份極為重要的政治文件：《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
這份「決議」是繼1945年毛澤東領導時期所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1981年鄧小平領導時期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後的第三份「歷史決議」。由此可見這份決議對於中共的發展與黨政轉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決議」的作用在於錨定中共黨中央未來施政方向以及權力中心，當然也不免俗的歌功頌德執政者的「偉大」，但這份「決議」也不僅是表面上如此的單純，尤其對照著中共過往兩份作用，就可明白習近平選在中共百年黨慶以及下一屆兩會之間，六中全會上提出歷史決議的重要性。當前中共處在一個資本主義發展的拐點之上，那麼一份確定黨領導集團應對當前時局挑戰的文件，就有其重要性。
「決議」的作用當然不是中共領導者鞏固個人權威及地位的唯一手段，也不是確定中共未來發展路線的唯一工具，但歷史決議確實在發揮上述兩者的作用以外，也同樣的確立統治者在整個黨內歷史定位及政治威望，這有助於當前的中共領導者在黨內的地位穩定，也同樣確保統治者卸任以後，黨在一定的發展時期中，繼續的走在統治者所期望的施政方向上。當然，也確保統治者卸任後，可避免權力鬥爭的威脅。具體來說，第一份決議是1945年，中共內部經歷延安風暴以後，黨內達成共識，確保毛澤東的觀點成為中共的政綱，並且鞏固了毛的最高領袖地位；第二份歷史決議是在1981年，確保了鄧小平將中共推向執行改革開放路線、落實市場經濟實現在中國的黨，並拋棄過往毛澤東所打造的官僚計畫經濟。
這兩次的決議，不僅確定了決議主導者（毛、鄧）的至高地位，更表明了其意志與政治路線成為全黨戒律，並且以此否定過去與現在的其他黨內政見和流派，而這兩次決議的誕生背景，也不約而同的是中國共產黨面臨到了新挑戰、新局面。
對比前兩次的「歷史決議」，習近平主導下的第三次歷史決議，更是鮮明突出的展現了其要使「中國民族崛起、中國民族復興、爾後稱霸」成為主旋律的民族主義政治路線。對待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它抹滅且隱諱的否定了「階級鬥爭」、「反資本主義、反剝削」的辭令與意識形態，只保留了中國民族主義的那一面。對待馬克思主義，中共在其史觀中將其徹頭徹尾的扭曲編造成一套中國民族主義思想，這真是對馬克思主義極大的污衊。在這份歷史決議中，「工人階級」也已近乎不見蹤跡。
同樣有趣的是，在這份歷史決議的「史觀」中，毛與鄧皆有其直接或間接的過錯，尤其承認了改革開放後嚴重的貪腐奢靡搞特權等問題以及民眾對執政黨的強烈不滿與不信任，也點出了黨內山頭、派系、集團林立、各行其是。這自然，是習近平的寫手們間接給鄧江胡等前任中央領導定了不明說的罪。同時強調習近平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領導人，並明白的點出黨與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化，集中在習近平的黨中央手中，就是致力於要落實的新戒律。
在此次文件中，中共中央也再次表明中國資本主義的未來絕不可能再繼續仰賴充當「世界工廠打工仔」就能得到增長發展，而必須追求「新發展理念」，並且寫道過去的發展模式累積了嚴重的「不可持續、不協調、不平衡」，這是承認了嚴重的貧富差距、社會等差、環境污染[1]。而上述所說的「新發展理念」意味著的是，使一眾中國企業不再是外國公司的打工仔、而是具有創新力、能成為行業領導者，並且使中國經濟的發展能夠是綠色的、可以以國內市場為發展根基的、而且能夠明顯改善與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在該文件中關於經濟建設，中共也再次強調了既定的去產能、消滅供給過剩之政策；科技自主自立、強化知識產權發展、要使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世界科技強國」；並且推進中國同時是一個製造業強國。同時，各種監管市場的、保障勞權與消費者權益的、促進貧苦地區發展的、農業科技化等政令方向陸續排列於文件之中。
後面的章節，中共再次強調了「西式民主」不適用於中國、再次強調了「依法治國」等老調重彈。在文化建設一章中，中共表明了加強意識形態戰爭的意圖，加強對於中國居民的愛國主義「教育」、致力於打造全民一致且高度的「中華民族自信」，簡而言之，加強中國民族主義的洗腦是中共必須堅持的基本國策。
值得留意的是，在關於社會政策的章節中，「共同富裕」式的社會改良目標，再次被清楚的強調[2]。關於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做好環保，也被這篇文件所再次強調。
縱覽通篇歷史決議，它逐一道出了當前習近平的黨中央所關切的各項治理難題——執政黨的腐敗和各行其是、群眾不滿於執政黨、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與轉型挑戰、嚴重的貧富差距與地區發展落差、環境污染、科技發展仍處處「卡脖子」受制於外國、國內民情對獨裁統治的不信任等等。
然而，相應的治理對策方向，也於文件中可清楚一覽。讓我們為讀者您簡單做個總結——這份文件寫出了數個足以危及中國共產黨獨裁統治延續的風險，而中共中央針對這些風險，向中共官員、黨員與中國居民宣告了黨中央將採取什麼政策來應對風險。
總體來說，習近平所主導的「第三份歷史決議」的發布，等同向黨內及黨外釋放了一個重要的訊號，不僅是習近平在未來一定時期的最高領導實權，更宣告了一個新的不可逆的執政方向，當然這些施政方向在習近平執政9年來已不斷的清楚表明，但習近平仍需要這份「決議」來確保他的領導威望，並以此威望來確保未來中國的統治階級繼續的走在習近平的施政方向上。
客觀的來看，習近平當前的領導實權還並不能夠完全貫徹他想要推動的政策，從習主張推動房地產稅所遭遇的阻礙就可間接地看出。同樣即便是習近平在明年打破中共領導層的接替模式，也不一定能繼續確保他的施政方向可被整個中國統治階級落實。
那他勢必的需要尋求各種工具來實現或成為他施政意志的輔助，如果中共黨員真如同中共自己誇大的9,000多萬名黨員，而這些黨員從下至上遍佈在中國政府的各層級公務單位、民企、公共服務部門、社區等等，那麼拉動了整個中共政黨，就等同於拉動了整個中國社會，比起一個中央政令，領導個人的歷史威望也是不可或缺。那習近平在此時提出第三份「決議」，之於個人獨裁的統治與統一中共全黨的政策共識就有其不可迴避的必要性。
因此，總的來說，第三份歷史決議的作用，便是為了將習近平的政治意志賦予不可動搖的正當性，使其成為未來的中共黨內戒律與中國國家政策藍圖。 而違背這一「決議」者，便是同於背叛黨國。
而這份決議所指向的「長遠發展目標」，就是使中國資本主義躍居世界第一強權，使總體國力顯著提升、各項社會矛盾得以藉此大舉緩和、藉由中國資本主義在未來可能的富強來滿足部分的社會改良需要（醫療、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務），進而使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能安穩延續。
然而，在目標之前，中共此時此刻正面對著許多難題。
中共獨裁統治的內外難題
在國際關係與外交之中，中共政府面臨到了改革開放後最艱困的局面，且並非短期現象。十二月上旬，在美國打響了抵制北京冬奧的第一槍後，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也隨即加入這行列，然而這個羞辱中共顏面的政治作為，僅是中美衝突發展以來的其中一個「新話題」。然而在此之前，11月16日，拜登才正與習近平展開上任後的首次視訊會議，但這場會議並不代表著中美關係重返合作主義道路的開端，僅是意味著向世界表明雙方皆有認知到中美對抗的底線在哪——兩國政府絕不會愚蠢的展開全面軍事戰爭。但除此之外，在國際政治/外交/經濟/軍事恫嚇等領域的對峙絕不會停歇。總體趨勢已難以逆轉，以美帝國為首建立的多邊主義反中陣線只會隨著中美衝突的發展而持續的強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10月26日公開的表示，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體系，可以說是嘗試性的刺激了中共的敏感神經。在拜習會結束以後，美國更是在國際上的各種會議或是組織上，進一步的強化台灣的重要性。這些措舉旨在以台灣作為打擊中共顏面的重要籌碼。
面對比起以往更加緊張的中美關係上，許多「末日博士」皆認為中共極有可能在短期內對台發動軍事統一。確實中共對台的軍事恫嚇從來沒有減緩，並在這一年以來，頻率是屢屢創下新高，根據國防部已及天下雜誌所做的統計資料，中共在2020年10月至2021年10月共派出了843架次的共軍擾台。但中共提高的軍事恫嚇與其說是針對台灣，倒是更針對美帝為首在印太地區的軍事聯盟與布局。
在10月初，中共國慶期間，美帝為首在菲律賓海與沖繩海域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六軍聯合的海軍演習，被視為是1996年台海危機以來最大的海上軍演。這其實反映了中共是非常明確的認識，台灣問題本質就是美中關係。
如同我們過去對於中國的政經局勢與中美衝突的分析，中共要在當前的兩大帝國衝突中勝利，或至少不被擊垮，發展本國自身的資本主義，進行轉型是首要任務，發動戰爭是絕對與此目的背道而馳。而那些擔憂著台海將爆發戰爭的言論，往往服務於國防與軍火預算下的既得利益集團，或者藉此迎合中共對台灣人民的恐嚇，作為中共對台心戰的附和者；又或者出於某種程度的愚蠢。
在對內統治上，習近平所要推動的「共同富裕」仍未真正的使基層中國居民深刻的感受到未來將會有重大改變。僅就勞動權益而言，今年10月，中國網絡上出現了一份「公司作息表」，上面一個響亮的口號：「Worker Lives Matter！打工人也需要生活！」讓這份表單在中國網路內迅速爆紅，許多匿名者在表單上記錄著自己工作的崗位及工作作息，反映出對於高工時的不滿，並且號稱延續2019年的996ICU的網路群眾抗議。這樣的憤怒是中共不可迴避的社會問題以及當前資本主義轉型上必然需要解決的矛盾，社會上這股怨氣的存在也證實了當前中共在「共同富裕」的方針下進行的「勞權改善」和中國勞工所感受到的現實仍有非常大的落差。
然而，在任何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或獨裁國家的經驗都已經充分證實了，要使勞動權益得到顯著改善，最為有效且理想的手段乃是職場上的僱員、勞工具有組織獨立工會/進行勞工抗爭的民主權利與鬥志。然而，賦予中國居民與勞工、僱員擁有組織自由、進行陳抗的民主權利，則是中國共產黨絕不容許、視之為死敵的一項訴求；而中國社會內現存的合法工會，則都是牢牢的受到中共獨裁政權與雇主們的控制，並不能真正為僱員與勞工權益來拼搏。
轉變是為了不變
在習近平個人獨裁的鐵拳下推動的轉型，勢必會對整個中國社會帶來不間斷的震盪。
例如對於房地產業的資金槓桿管制（三條紅線[3]），進而觸發了恆大的違約危機。對於資本市場與科技業的管制，在過去一年以來數次引發了資本市場參與者對中國科技巨頭的信心喪失。對於補教業的管制，使得無數相關上市公司的市值嚴重貶值。對於碳達峰的政策目標，連帶引起了限電的麻煩[4]。以上，族繁不及備載……各種轉型陣痛，未來也將繼續以不同形式來上演。
然而，中國共產黨所要推動的——從高污染變成整治污染、碳達峰；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型到共同富裕；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經濟領導者等等——這些轉型目標，目的乃在於維持中國共產黨獨裁統治的「不變」。當習近平高聲強調要推動共同富裕的時候，反映的是中國廣大基層居民對生活與未來的絕望與貧困感，其他的政策目標同理可證。
一旦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在未來不能成功的實現這些轉型目標，就必將危及中國共產黨獨裁統治的延續。
[1]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文：「黨中央提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面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複雜局面，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2]內文如下：「我們努力建設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於城鎮居民。實施就業優先政策，推動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
[3]三條紅線所指：指的是房地產企業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不得大於70%；淨負債率不得大於100%；「現金短債比」小於1。
[4]在今年9月29日中國有多個省份傳出拉閘限電的各種災情，也反映了中共在推動走向綠能發展的矛盾，當中涉及到中央與地方之間在政策執行的不協調，也迴避不了綠能轉型是需要更大力度的財政支出才能給予工業生產及民生用電在減少煤炭使用之時也能供給充足。在2030年碳達峰與2060年碳中和的計畫壓力下，中共透過限制高汙染高耗能的產業生產，或是降低煤炭發電以達到減碳之需。但在綠能發展之前，勢必會在限制碳排與實體生產轉型與加速發展高科技產業之間產生矛盾，這也是為何在9月期間的拉閘限電的災情之後，中共又再次的恢復國內多處的煤炭礦採與加速進口，以期在短時間內解決工業生產缺電問題。
